韦君宜

思痛后的醒悟

                             作者:张子中                     <<< 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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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等极“左”政治运动的历史,在中年人的记忆中被抹去了;那段历史对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极其陌生和遥远的。这样,当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之后,一些人看了觉得“这些陈康烂芝麻与我们今后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浮在历史事实的表面,无意中割断了极“左”政治与今后历史暗含着的内在联系。司格特说:“只有傻子才瞧不起这活着的过去(The Living Past),以为他与现在没有关系。”[1]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并没有随着人们记忆的淡忘,而退出历史舞台。有些领导人还是一再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运动来抓。许多人口里喊着“认真学习贯彻什么文件或者什么讲话精神”,暗地里却在填满自己的腰包。物质商品领域里的制假、贩假,容易引起众怒;精神生活领域里的制假、贩假,人们却习以为常。岂不知,精神生活里的假货对人的伤害更为隐秘可怕。值得注意的是,“假大空”这套东西在青少年那里也很有市场,他们不仅接受了它,还把它当作为人处世的秘诀付诸实践。可见,我们的后代还潜移默化地受到那些极“左”政治的戕害,这是韦君宜等老一代最为担忧的。

    显然,那极“左”的历史病根并没有被某个“历史决议”彻底送进历史博物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可曾想到,中国的极“左”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浩劫,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不经的恶作剧。我们不能再否认了,“文革”就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既是那场浩劫的牺牲品,更是苦难的制作者之一。把历史罪过推卸给个别人,那是蒙骗不了世人的。因为,当年我们在疯狂地痛打“阶级敌人”、剿灭“旧文化”的时,就已经把自己钉在反人道主义、反文化的历史耻辱柱上了,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必须向全人类忏悔,主动从我们内心深处根除我们“发疯、制暴”的病源,提防“文革”遗风再以某些新的花样迷惑人心。我以为,这是比发家致富更要紧的事。因为,存储再多的外汇,也遮蔽不了我们灵魂的空虚;拥有再多的香车、美女和洋房,也不能彻底洗刷我们心灵中的污垢。

    韦先生在晚年大彻大悟,勇敢地站了出来,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把我们民族“自己整自己”的丑恶历史公布于世,清洗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中的污泥浊水。韦先生自谦地说,《思痛录》“讲的是我自己的事情”。可谁都看得出,那不只是她个人的回忆和忏悔,她是在代我们整个民族受过啊!在此意义上,我们感到庆幸:终于有人对我们民族历史上自身罪过的认识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羞愧:作为晚辈我们没有承担起“民族反省”的历史重任。尽管“文革”新一代如今不乏成功者,可一提起“文革”就如韦先生所讲的那样,总是抱怨“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2(123)]相比之下,我们的思想前辈韦先生等人已经率先反省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看来,

    我们整个民族对极“左”政治运动的反省,要接近于我们所赞赏的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悔过程度,还相差甚远哪!我们再也不能以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来掩饰自身历史中所走过的弯路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极“左”那套东西害得人们失去了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发家致富也挽回不了的。那些号称已经达到中等富裕水平的人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巴金、韦君宜等人那样公开反省自己,反省我们民族的。

    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韦君宜那一代人所遭遇的命运”,因为历史是不会像翻书页那样轻易地翻过去的,他们那一代人留给我们后人的“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2(67)],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更应当听取韦先生留给我们的忠告,汲取他们的教训,让那无边的思痛伴随我们的精神成长。

    看到《思痛录》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不能不使人想到知识分子个人道路的选择问题。当年,为挽救民族的危亡,韦君宜等“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崭露头脚的”高等学府的高材生,放弃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离开大城市,“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2(8)]。他们互称同志,亲如一家,同甘共苦。那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2(9)]他们从不怀疑党的光辉伟大,坚信跟党走是人的价值实现。然而,“抢救运动”中那些由“白区”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而且“敌人愈变愈多,几乎欲尽消灭之而后快。”[2(2)]热血青年的“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在“信、逼、供”的非常情况下,韦先生在组织的安排下去“劝说”自己的爱人“坦白”,两人见面时放声痛哭。他们哭的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2(203) ],“这美好的地上天堂怎么会有这些完全是庸陋不堪的事?”[2(p6)]党为什么“一贯怀疑和虐待忠于自己的人”?[2(16)]这使我联想到,解放后在对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的运动中,金岳麟到冯友兰家劝他“端正态度”好过关时,两位大师抱头痛哭的情景。知识分子的心在流血呀!“指鹿为马”怎么是正常的呢?韦君宜的爱人硬着头皮被迫地说自己是“特务”,说假话就是这样被逼出来了。更为荒唐的是,在逼出了一些人命以后,又宣布整错了人。多数被整的人“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2(23)],可不曾想到,这一套整人的把戏几乎成了传家宝,在后来更为变本加厉了。难怪当时就有个别人暗地里叫苦:“早知这样我决不来。”[2(19)] 可事实上。他们已失去了个人独立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身不由己了。

    现在冷静想来,当时投奔延安的人,未必全都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干,对祖国的贡献也不一定比出国留学人员更大些。从这些人自身的原因看,正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他们具有“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这种绝对主义倾向”[3],把革命事业理解得过于简单化、理想化,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及其领导人一步一步地推向了神坛,也使自己变成了匍匐在神坛下虔诚的信徒。

    当然,在历次运动中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如反对“抢救运动”的蒋南翔,遭到批判并被撤职;在税收方法上,顾准提出不同意见,被视为三反五反的绊脚石而撤职调离;解放初,贾植芳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可胡风听不进去,他还有忠君的思想,上了三十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结果被打成 反*革命集团。[4]陈寅恪、沈从文、钱锺书等人,钻进古书堆、不问政治,逃脱了最初政治运动的围剿。接下来的反右派运动,几百万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围剿对象。对此韦君宜先生感叹:为什么“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2(54)],而总是让工农兵指挥文化知识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呢?她发现,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2(52)],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原因在于偏信“越没文化越革命”。这样,革命的主要动力并不是韦君宜的爱人杨述年轻时所主张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而是闭塞无知的农民。至于说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人文科学和哲学领域,如顾准所说的那样,也变成了领导人“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5],而且权力越大,占有真理越多。知识分子只有“跟风”的份,毫无建树可言。

    在强大如山的政治压力下,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全,“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2(28)],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扭曲了人的心灵和人格。韦君宜曾告诉她的女儿:“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2(231)]这是《思痛录》的作者最为痛心的。有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使那些走进革命大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原罪感。背叛家庭,割断亲情,已经够揪心的了。革命形势还逼迫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做人的操守,突破做人的底线。这就是“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2(28)]这里不难看出,那些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心怀的“普遍人性”之理想,与那些农民暴动起义军以暴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 的“革命理想”之间的对立。普遍人性是与人类共通的普世性价值密切相连的,极端主义的所谓“革命理想”是以残杀无辜生命为代价的,是违背人性的。由于自视“唯我独革”,因而走向了反对除自己之外任何人类的极端主义道路——红色恐怖,这种红色恐怖 “实现了从未有过的民族自我屠杀和自我消灭的奇景。”[2(3)]知识分子原本是精神性、观念性动物,一旦“缴上了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人性,那就真的成了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战士了。

    《思痛录》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这就是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否非得为了信仰放弃原有专业知识的问题。

    “一二九”运动期间,韦君宜代表罢课的学生去请冯友兰先生讲讲救亡,冯友兰说:“你们这次抗日的表示,也表示得有声有色了。现在为什么还不回来上课?” [6]在她参加抗战离校前,又遇到了冯友兰,冯先生沉默片刻后点头说好。韦君宜这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他们以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他们放弃知识,“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2(126)]只做共产主义信徒,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文化虚无主义”道路,也就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尤其是当这种信仰排斥异己之外的其它一切知识信仰时,那么持这种信仰的人们就踏上了“反智主义”偏执狂的道路。伯林说:“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会造成恶梦,中国(文革时期)就是一个例子。”[7]

    近似于迷狂的信仰,会使人失去思辨能力,“习惯接受上边的一切布置”。[2(32)]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革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乖顺地成了“不倒翁式”的运动员,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头上却总是戴着名目繁多的、挨整的帽子。大部分知识精英被整肃的结果是,整个民族的心灵被弱智化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胆战心惊地查文件、“摸精神”。没有“党的声音”,“也就没有了必须的精神生活”。[2(135)]他们不会说专业语言了,与亿万人民一样只会说一种“毛式语言”,只会背一个人的诗词。知识分子“忠实到腐和迂的程度”,[2(136)]再把历史文化批得精光,这真是“知识分子工农化”了,“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2(113)由此看来,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可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专业文化知识,那是知识分子的立足点;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立思考的思想习惯,那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做一个对比,更能准确地认识《思痛录》的历史地位。

    让我们以同是文学女性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为例,与韦君宜加以比较。安娜·阿赫玛托娃与韦君宜不同,她没有牺牲自己的“神秘的诗才”,还继承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遗产,特别是她保持了未受革命语言同化的古俄罗斯民间诗歌语言的纯洁性。她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宁肯做一个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也不遵命去写自己不熟悉的劳动或集体。在日丹诺夫等人的打击下,她被开除作家协会,还被侮辱为“一半修女,一半妓女”。在肃杀了她周围的所有的亲人和友人的恶劣境况下,她仍坚持自己的写作,在祖国命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长诗《安魂曲》,就是她为那些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丈夫进坟墓,儿子入囹圄”的蒙难妇女树起的一座纪念碑,她要把这座纪念碑建造在“我整整站了三百个小时的地方”,即排队探监的监狱门前。多少充满母爱的心,被红色恐怖蹂躏得粉碎。安娜·阿赫玛托娃以俄罗斯东正教的语汇,把蒙难妇女转换成十字架旁悲痛欲绝的圣母玛利亚,让人类母亲的哭声震撼每个活着的人的心灵。她写到:“我无时不刻,不论何地都要将她们回忆,在新的劫难里,我也决不忘记。假使有谁要封住我痛苦到极点的嘴巴,这张嘴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8]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心,保持住了知识分子的自尊。

    相比之下,我国知识分子长期与世封闭隔绝,觉悟较晚;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逼迫知识分子必须囚禁在体制内苟活。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除了张志新、林昭、顾准等人以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探索之外,多数也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开始的。即使是这样,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还是打破坚冰,深入反思了这几十年“整人的历史”,他们为我们民族找回了自尊。在这里,我们必须提起韦君宜先生在1942年所写的题名为“家/在老区被抢救后作”的那首诗,那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对害人的极“左”政治运动发出的第一次严厉的控诉(此诗已收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的《思痛录》)。我们民族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知识女性而感到骄傲,1942年时她所达到的醒悟程度,至今还有许多人没能做到。这首诗揭示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极“左”政治的严重冲突所在,这就挖掘到“整人的历史”的根源。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和韦君宜的《家》,是二十世纪知识女性留给我们后人警戒极“左”政治的经典之作。

    《思痛录》思想探索的最高峰,是她认识“整人的历史”的症结就在于“不把人当人”,“不许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地思想?又如何能够动手做他要做的事(改革)?”[2(201)]   因此,恢复人的尊严和人格,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的”。这才是《思痛录》写作的宗旨所在。然而,令人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待人”。[2(189)]他们对组织上深信不疑,把领导人视为党的化身,“他们觉得还是高明的独裁比笨拙的民主好”[2(202)]。正是这种一味的“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替撒谎大家圆谎,实际即是作帮凶”[2(76)]韦君宜身体力行,坚持做到“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2(151)]严格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再也不把自己的头脑和生命白白送给别人当作试验品糟蹋。具有这种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多么动听的谎言也能识破,对组织和领导的决策也不会盲从。我以为,韦君宜倡导的是“反思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本能的爱国主义”。[9]只有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彻底杜绝任意把人打成“思想犯” 的现象发生,我们的民族才有了思想创新的活力。韦先生在《思痛录》的最后呼唤,欢迎笨拙的民主,以保证每个人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

    注:

[1] 转引自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载于沛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史学理论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10页。
[2] 韦君宜:思痛录,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3] 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页。
[4] 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第1版,第40页。
[5] 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4页。
[6] 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载郑家栋,陈鹏编:追忆冯友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48页。
[7] 拉明·贾汉贝格鲁编:伯林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23页。
[8]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06页。
[9]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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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于2002/10/2
修改于2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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