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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

毛泽东的秘书、“秀才”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

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1] 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

叶永烈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在线阅读)

链接:叶永烈著——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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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自杀揭秘

点击视频:【鲁豫有约】曾自-回忆父亲田家英

 作者:CCTV.com 2008年01月20日 来源:国际在线 信息获得时间:2009年5月

 
 
   

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正是江青按毛的旨意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点击视频:邓拓与“三家村”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逐出中南海

1966年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田家英夫人)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1950年代,毛泽东与胡绳、田家英等一同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

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

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悲壮地死于“永福堂”

1966年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

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摘自《毛泽东的秘书们》叶永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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