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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谢泳

著名学者:谢泳

谢泳,男,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

谢勇教授著述颇丰,出版有《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党天下”〈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

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摩罗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

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逐渐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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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作者:谢 泳 (转自“爱思想”网站。点击查证

 作者:谢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获得信息:09年8月1/2014.10.25.更新

   
 
 
   
   目  录 (可选择点击浏览)

一、资料及其来源  1、“反右”前的情况  2、“反右”期间的情况

3、“文革”期间的情况

二、分析与评价  附:【资料索引】

 

一、资料及其来源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

但一个社会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大量出现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杀,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社会正常历史变化中出现的常态社会问题,比如由于遗传、环境、宗教、姓别和某种年龄阶段特定的现象。也就是说,本文观察自杀现象的视角,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选择年限为1949~1976年,是为了突出毛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统计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为主。

本文所有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A、当事人已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B、作者访问和朋友提供;C、《内部参考》(此书为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创刊,参考消息组编辑。供当时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以下所引本书资料直接注明年代、期号和页码,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意义,是因为这一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惊人,它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关的。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挡案检索统计出来(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据有关回忆和少量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下人物:(1)作家;(2)学者;(3)名演员;(4)科学家;(5)大学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

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这就是:整人。

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

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

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是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

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

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

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

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本站注:此外,上海较高楼房多,这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粹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 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有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3 。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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