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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标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撰稿:人民日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本站编辑转载  

【本站按】1957年4月末,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全国政协以鼓励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为主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商量,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评,以利于我们党整风,否则对我们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自己,此点请你们注意。——此后中央统战部先后主持召开了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民主人士13场“座谈会”,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与共产党“肝胆相照”。

6月8日,毛泽东起草并下发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然,很多人还蒙在鼓里,还在响应号召“提意见”……(鼠标置于每个小标题处,可显示相应介绍和说明)


(图:《人民日报》报头)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5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由于周恩来力保而仅挨斗争批判而未被打成“右派”。

马寅初的发言: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

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哪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

陈铭枢(1889-1965),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长。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铭枢曾当场为梁漱溟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1953年1月,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陈铭枢据自己视察高校的经验……谨慎地表示,学校中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

但后来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上书毛泽东直言相陈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终遭《人民日报》和社论中点名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没能如马寅初等人那样受到“保护”。

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说:民革没有“墙”可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

沈雁冰(茅盾),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入党),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左翼文艺奠基人之一。1949年后曾官至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沈雁冰(茅盾)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虽不算太尖锐,但也是1949年以来“最直言”的一次。但即便如此,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记述,这次座谈会后“有关方面”及时暗示茅盾的发言有错误,“要汲取教训”;另据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记述,在内部排队中茅盾还是因此被定为“中右嫌疑”

茅盾侥幸躲过“反右”这一劫,是要感谢“组织”的,因为就在这一天,领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在党内传达。

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表发表茅盾“反右”的文章《“放”、“鸣”和“批判”》,茅盾开篇立意表明“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此后,茅盾还发表了批判其他“右派”的文章。

茅盾在“反右”中“过激反应”,在文革中因其革命老资格(1921年入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谨小慎微,未受到击冲击,但《人民日报》已公开点名批判他的小说《林家铺子》了……

《茅盾人格》中有这样的文字:“而今评价茅盾当时的政治品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明哲保身的私心,但要作更为本质更为宏观的历史评价,我们只能归咎于极左思潮和执政权力在这特定时代的畸形结合。历史似乎和这一代精英开了一个大玩笑!……”茅盾晚年随着年事已高,在政治风浪中有所感悟,逐步淡出政治。(详见左侧链接第2条:《茅盾在“反右”中》)

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

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刘清扬(1894年—1977年),中共早期党员,女,曾为探求救国之道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成立中共巴黎党小组,在留法中国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清扬因故失去了与中共的组织联系以致最终脱党,但仍为妇女运动和中国革命不懈奔波。

1949年后,刘清扬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1961年,经多次要求,她重新入党。

“反右”中刘清扬幸免打成“右派”。但到了“文革”她在劫难逃,1968年被捕入狱;1975年被释放;1977年病逝于北京。文革终结后,中央为她彻底平反。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清扬说: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建议,希望统战工作不要统男不统女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

梅龚彬(1901——1975)中共情报史上的杰出人物,抗战三杰中的隐杰。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梅龚彬为人敦厚,深沉,诙谐,对朋友从无疾言厉色。做事谨慎,行侠仗义,古道热肠,见义勇为,肯帮衬,善守秘密,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种。

1932年起,梅龚彬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福建事变。有军中“小孟尝”之称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广罗人才,梅龚彬和陈希周等中共党员受潘汉年派遣,入幕陈铭枢。1934年,闽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

1947年梅龚彬又受潘汉年指派,到香港协助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不久,民革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民革已在共产党掌握之中

建国后,梅龚彬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党员梅龚彬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秘书长……

1955年潘汉年冤案,梅龚斌受一定株连。

梅龚彬引起身份特殊,1957年未被打成“右派”。但1959年被隔离审查,后被劳改,过了八年铁窗生涯。

文革中,1975年5月被专案组把正住院的梅龚彬强行带走送往江西宜春劳改。8月1日积郁而逝,终年75岁。

文革终结,梅龚彬获彻底平反。他的一些老友在悼念他时才如梦方醒——原来梅龚彬一直是中共党员,而非民主人士!纷纷感到惊愕和不可思议

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梅龚彬说:在人事安排上要使 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

张奚若(1889-1973),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9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大学院(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暨联大、清华政治学系主任。1949年后,张奚若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在这次发言中关于“好大喜功……”的说法,虽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据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毛一句话使他幸免“右派”,此外周恩来也力保了他;但张奚若还是在《人民日报》被点名批判。

而章伯钧、储安平等更多的人就没有张奚若的幸运了,参加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民主人士相当多人后来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在他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明确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fan共fan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文革”时期,张奚若再度被周恩来列入12位应予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因此少受了许多冲击。故张奚若被一些人称为难得的“不死鸟”。(详见左侧相关链接)

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发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

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16日继续举行。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本站2009年11月转帖 最后更新:20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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